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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献在村一级计划生育宣传员岗位上工作了27年,曾是昆明市计划生育先进工作者。现在村里关于计划生育的宣传标语已经很少见,这是他当年写下的。相关文件显示:“2005年年底,国家、省、地、县、乡级人口计生工作人员50.9万人,总编制数42.3万个。另外,约120万名村级管理员(服务员)和600万名村(居)民小组长承担村级人口计生工作。”

如今,严文献还保留着很多当年的照片、笔记,以及一些罚款收据。跟全国承担村级人口计生工作的数百万人一样,他没有编制,退下来后没有任何津贴和补助。

严文献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已经有很多年,现在跟云南大山里的其他农民一样,以种洋芋为生。他干起农活来已经力不从心,但到了收获洋芋的季节,他也不得不赶上马车,和邻居家的小伙子一起搭伴进山,来回路上要花两个多小时。

刘山,1994年当上计生员,一干就是十年。年轻时,他觉得就像计划生育国策提倡的:生儿生女都一样。他生完两个女儿后就带着老婆去做了结扎手术(云南农村只有一个女孩的农民可以生育两个子女)。如今,他老了,眼看着山里的洋芋到了收获季,可他觉得自己快干不动了,而两个女儿都已嫁人,想想当年能生个儿子多好啊。

天渐渐暗下来,刘山没有开灯。他从院子里抱了一捧柴木,慢慢走回来烧水。这几天,他的血压又高了,头有些昏昏沉沉的。刘山有腰伤,这腰伤是他最后一次去拆超生户的房子时被人砸伤的。他当年是计生突击队长,没少拆乡亲的房,有一次拆房时他们发现村民在桌子底下埋藏了土炸弹。

“我们拆人家房子时,还是会给他们留一间遮风挡雨的小棚。看着一家人抱着小婴儿住到牲畜圈里,和牛、羊、马挤到一起。”刘山成了昆明市计划生育先进个人,十年间,妻子的态度从支持变成反对。村民们会想法设法报复,妻子至今仍忘不了那些年一个人在家的日子,“害怕得很”。

张卫国整整干了三十年计生员。三十年,他从受人尊敬的村医,变成了在村里走一圈都没人和他打招呼的人。七年前从计生岗位退下来后,他成了村支书,每年有一万多元补助。每次去村里,他都保持着“霸气”的步态。他说,这是做计生工作时为了给自己壮胆养成的习惯。

张卫国拿出一份当年他做的计划生育情况统计表,话说得斩钉截铁,若超生,“罚取你的款,没有钱,拉取你的牛、你的马,做到上不封顶,家破人不亡;限制你12点以前把款交来,交来就可以把你的骡子、牛啊拉回去,超过12点,我们就处理,卖掉多少钱给你刨掉多少钱,就是那么干!”

因为计生工作,张卫国得罪了乡亲。他家的口粮田曾一夜之间全被踩平,鸡成批死亡,爹娘被人骂,儿子被人打……当上村支书后,他与村民之间的关系也非常微妙。这一天,张卫国来到一户曾因超生被推倒过房子的村民家做扶贫工作。他们态度非常冷淡,甚至都没请他进门喝杯水。

张卫国当年每年赚不到300元。“我们干过基层计生员的,要把自己内心的酸甜苦辣,一桩一桩摆,三天三夜都摆不完。”他说有时跟一些老计生员凑在一起聊天,大家也觉得委屈:“我们当年为计划生育工作奋斗,把青春献给党和人民,现在年纪大了,退下来后,什么待遇也没有。”

梁长富曾经是赤脚医生,做过15年的计生员工作,最终主动请辞,做了兽医。他说,计生员是村里最不受欢迎的人。“计生工作本是女人做方便,为什么我们这片的计生员全是男的?我们一进村,村民会故意放狗出来……女人的话,连村口都进不去。”

梁长富陪我去隔壁村,刚进村,有妇女看到他,斜眼看了一下,就加快脚步迅速离开了。

 

梁长富走村窜户时随身挎着带有红十字标志的医疗箱,上面有“优生优育”四个字。孩子们见到他会一路跟随,边跟边喊,“管婆娘,管婆娘……”

 

梁长富从家中翻出一张“保证不超生合同”,这是他做计生员时的主要工作。

 

 

不用的时候,梁长富就把医药箱放在进家门的贡桌上。他说,自己杀生气太重,每天都要敬柱香。

 

52岁的刘青山2014年才结束计生员的工作。为了让我了解更多他们当年的工作情况,他把我带到一家他曾做了无数次工作的超生户家中。那家的狗看到他就像是看到自家人一样,照样睡觉。老刘说,实在来得太多了。

刘青山曾有一个月,天天来这家。最后,他帮着这家下地、干农活,才终于做通工作。

 

刘青山回忆,最难做工作的是90年代初期,那时超生户多。这是一张275元的罚款收据。275元是当时一户农家半年的收入。

伍和强做计生员近三十年。说起那些年,“那都干了些什么事哟……”话题才开个头,他就低头不语了。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黑漆漆的小袋,再摊开一张白纸,开始自做卷烟,点上,“叭嗒!叭嗒!”地吸着。沉默半响,老伍突然捂着脸呜咽起来。

伍和强的家远离村庄,他还住着土砌的房子。老伍一直不愿意搬家,一来,他没实力去另建房子;二来,他得罪的村里人实在太多了,他们都不和他来往。有些妇女见了他还要往他身上吐口水。这么多年,他已经独来独往惯了。

伍和强老了,靠领低保生活,这个低保名额是乡里为了照顾他的生活报上的。村里的扶贫干部这天又上门了,和伍和强聊扶贫建房的事,可他还是下不了决心。扶贫干部谈完工作,顺手帮他把上午挖回来的洋芋卸下车。

伍和强家存着大量土豆,是老两口到明年开春的口粮。老伍说,有些事啊,还真是说不清对和错;有些事还真是有轮回。“你知道嘛!当年超生的那个娃娃,前几年都大学毕业了,去年都考上了大学生村官,现在就管着我们村呢……”

老伍其实特别喜欢孩子,每每在路上遇上娃娃,他都会停下来笑一会儿。说起那个大学生村官,老伍说,“那娃是个好娃啊!也不记仇。年初时,我生病了,他又来了,专门送我去医院。你说,当年,如果我早点发现他妈妈怀了超生娃,肯定拉去做人流。那现在还哪来这么个好娃娃啊。后来,我们拆了他家的房子。我心里过不去啊,连村委会,都没脸去呐!”。

离开云南那天,正是山里播洋芋的季节。我又想起张卫国说的那句话:“老计生员在职时,天天被人骂,退下来后,也没人理他们……乡村教师、乡村医生的待遇后来都解决了,可计生工作,这是当年重中之重的工作,他们干了10多年,20多年,甚至30年,退下来后,什么也没有。”

10月,正是云南大山里收洋芋的季节,刘山一个人挖地、搬运,再把洋芋送到收购站。洋芋是刘山一家的主要收入来源,可50多岁的他干起来非常吃力。刘山曾是昆明市计划生育先进个人,计生工作一干就是十年。当年,作为基层计生宣传员,刘山以身作则,生完两个女儿后就带着老婆去县里医院做了结扎手术。如今,他老了,身体不好,这时才想到当年能生个儿子就好了,山里需要壮劳力啊。

伍和强做计生员工作近30年,到老了靠领取低保生活。如今,当年的一个超生娃大学毕业当了村官,帮伍和强做了很多实事。说起过往,“那都干了些什么事哟……”,话题才开个头,老伍就低头不语了。

张卫国想了很久,才答应和我聊聊,只是要求:别上镜,别用真名。他说,他有顾虑。那么多年,村里人都慢慢淡忘了,他本也不想再提起,可又有一种莫名的委屈想诉说……“我们当年为计划生育工作奋斗,把青春献给党和人民,现在年纪大啦……”

2016年1月1日, 《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正案》开始实施,明确全国统一实施全面两孩政策,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两个子女,35年的“独生子女政策”成为历史。

此前,2015年11月,国家卫计委副主任王培安在回答媒体记者提问时,没有否认“百万计生人员”的说法。

据国家人口计生委公布的《国人口发〔2009〕5号》文件显示:“2005年年底统计显示,国家、省、地、县、乡级人口计生工作人员50.9万人,总编制数42.3万个。其中:行政编制人员12.2万个,事业编制30.1万个。另外,约120万名村级管理员(服务员)和600万名村(居)民小组长承担村级人口计生工作。”

在云南的大山里,我找到7位计划生育宣传员,他们从事计生岗位最短的10年,最长的已有30年以上。他们属于那120万名村级管理员(服务员)和600万名村(居)民小组长的序列,是属于领取补贴的“编外人员”。

如今,30多年过去,他们老了。他们扒过人家的房,牵过人家的牛,把怀着几个月胎儿的妇女推上过手术台。国家人口政策的变动,成为他们命运沉浮的一部分。现在,他们完成了自己的任务,默默退出历史舞台,回归乡间,操持农活,艰难谋生,留下的是无尽的伤感、孤独和落寞。

梁长富曾经是赤脚医生,做过15年的计生员工作,最终主动请辞,做了兽医。他说,计生员是村里最不受欢迎的人。

不用的时候,梁长富就把医药箱放在进家门的贡桌上。他说,自己杀生气太重,每天都要敬柱香。

刘山:当年能生个儿子就好了

刘山

现在,刘山和老伴两个人过日子。两个女儿先后嫁去了外地,只有过年时才会回家。他家的土坯房,处于一个山坡的拐角处。下了半个月的雨,山脚的路边已有些滑坡松动。市里的驻村扶贫干部已经第五次到他家,让他搬去村委会的房子暂住。

山上的洋芋地,离刘家有6里地远,光赶着牛车走到那里,都得1个多小时。

“一年的收入就指望着那片洋芋地了,这还得看行情,今年的产量高,价格又落下去了……估摸着,能卖到个3000块,就算很好了。”刘山说。

刘山年轻时,觉得就像计划生育国策提倡的:生儿生女都一样。他有的就是力气,下地、放牛、放羊、收割,一个人都能干。可现在他身体不好,干不动了。早两年,老伴还能帮把手,现在老伴身体也不行了。他现在常想,当年要是生个儿子该多好啊。

可是“当年”是回不去了。

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,云南省曾经连续多年没有完成人口计划。从1993年起,云南省才开始进入人口低速增长期。

1994年,在外打工的刘山回到村里。因为见过世面,他被乡里领导看中,选去做了计生宣传员。

在云南的大山里,人们受传统的“多子多福”、“养儿防老”的观念影响比较大,有的人生了两个女儿就是还想再生一个儿子;如果谁家没有儿子,就会被村里人指指点点,说这家人缺德才会断子绝孙。

曾经,计划生育工作是硬指标。“宁添一座坟,不添一个人”,“宁可血流成河,不准超生一个”……这样触目惊心的标语,就用白色或者红色涂料写在村里的墙上,七八个月的胎儿也会被引产。

计生员们经常先礼后兵,先劝当事人打掉孩子,劝说不管用就直接强制执行。哭天怆地、强拉撕扯的现象屡见不鲜。

云南是全国贫困县最多的省,根据政策,云南农村只有一个女孩的农民可以生育两个子女。处于计划生育工作“严打”期,只要有超生的,乡里就会组织所有的计生员成立临时“突击队”,去超生户家中罚款,没钱的,就拉牛牵马,如果牛也没有,马也没有,就直接搬屋里的家当、拆房。

刘山身材高大,所以,每次都会被选为队长,扛着铁锹冲在最前面。

“那时候没车,走山路去其他村里,得走四、五个小时。天不亮就出发,就为了去逮人。”

“那种现场不忍看,男的吼,女的哭,老人家要和我们拼命。”

“我们拆人家房子时,也还是会给他们留一间遮风挡雨的小棚。看着一家人,拖着几个孩子,抱着小婴儿住到牲畜圈里,和牛、羊、马挤到一起。”

“那时,矛盾也实在是太尖锐了。”有一次拆房经历,刘山至今想起来还是浑身冒冷汗。那天,他们赶到那家超生户时,那家已经人去房空。于是,几个人准备把一张屋中间的桌子搬走。刚抬起桌腿,几个人就感觉不对劲,下面有东西。刘山蹲下身一看,那下面竟然是一颗用玻璃瓶连着雷管的土炸弹。

这件事情发生一年后,刘山主动离开计生工作岗位。

如今,乡里针对贫困户的新房建设已经进入尾声。2018年春节后,刘山和老伴终于可以住上新房了。

张卫国:我们退下来后什么待遇也没有

如今57岁的张卫国从乡里的计生员岗位上退下来已经7年了。从20岁做计生宣传员开始到50岁,他整整干了三十年。三十年,从小张变成老张,张卫国从受人欢迎和尊敬的村医,变成了在村里走一圈,都没人和他打招呼的人。

1980年,张卫国刚从卫校毕业,回到村里,顺理成章成了赤脚医生。然而,很快,他就被村里的老支书叫去谈话,给他安排了一项更重要的工作,当计生宣传员。 于是,张卫国走村窜户时随身携带的那个带着红十字标志的医疗箱,多了四个字“优生优育”。

1994年,张卫国入了党。他本来1993年就可以入党的,但是因为他管辖的片区育龄妇女超生,他的入党被推迟了一年。那些年,计生工作施行“一票否决制”。各级党委政府在年终开总结会时,都是以计划生育为主要工作。就算是经济搞上去了,什么工作都搞好了,但一个村委会只要超生一个,相关领导干部就没有升迁机会。“一票否决,就这么回事。”张卫国说。

三十年里,张卫国和云南大山里的大多数计生员们一样,坚决执行党的计划生育政策。张卫国常拿着乡里的“保证不超生合同”跟村民家里签合同。谁家若是超生了,“罚取你的款,没有钱,拉取你的牛,拉你的马,做到上不封底,家破人不亡;限制你12点以前,把款交来,交来就可以把你的骡子、牛啊拉回去,超过12点,我们就处理,卖掉多少钱给你刨掉多少钱,就是那么干!”

为此,张卫国惹怒了乡亲们。

1985年的夏季,家里的口粮田全被人给踩平了。警察到村里调查了两天,没什么结果。乡里领导特意在全乡发布通告,表示要严罚作恶者。最后,这事也不了了之。之后的一年,张家买粮、借粮过了一整年。张卫国还为保卫自家的口粮地,与村里人明争暗斗了三十年。如今,每每到了口粮地快收成时,父亲、母亲和妻子每晚还要轮流到口粮地里去值守……

然而,被报复的事件并没有就此停止。

张家的鸡莫名其妙成批死亡;

张家的水田里突然多了很多碎玻璃;

张家的窗户,半夜被人扔石头打碎;

张卫国的儿子,在放学的路上被不认识的一群人,打得鼻青脸肿……

张卫国干计生工作三十年,每年,用他自己的话说,“一年苦到头300块钱都没有”, “我们干过基层计生宣传员的,要把自己内心的酸甜苦辣,一桩一桩摆,要摆三天三夜都摆不完,真的。”

张卫国后来当上村支书,每年有一万多元的生活补助。

他说,和其他村的老计生员比,他的状况算是最好的了。“老计生员在职时,天天被人骂,退下来后,也没人理他们……有时,我们也会想不通。当年的乡村教师的待遇后来解决了;乡村医生的待遇后来也解决了;可计生工作,这是当年重中之重的工作,他们干了10多年,20多年,甚至30年,退下来后,什么待遇也没有。”

伍和强和他的“轮回”

伍和强

伍和强从口袋里掏出一个黑漆漆的小袋,再摊开一张白纸,开始自做卷烟,点上,“叭嗒!叭嗒!”地吸着。说起做计生员的那近30年,沉默半响,他突然捂着脸呜咽起来。

伍和强老了,靠领低保生活。这个低保名额是乡里为了照顾他的生活报上的。他的家远离村庄,房子位于两座大山之间的河谷里,是土砌的。早些年,为了取水方便,村民都住在离河近的地方。后来,大家都搬到山腰去了,那儿通了自来水,还有公路。

伍和强一直不愿意搬家,他说,一来,他自己没实力去另建房子;二来,他在村里得罪的人,实在太多了。原先大家住在一起时,他们都不和他来往。有些妇女见了他,还要往他身上吐口水。这么多年,他已经独来独往惯了。

村里的大人们都不让自家孩子和伍和强家娃娃在一起玩,说是这家人不吉利。伍和强儿子后来去县里念高中,也从来不敢和同学说自己爸爸是做计生工作的。

伍和强说,有些事啊,还真是说不清对和错;有些事还真是有轮回。

1990年,他去隔壁村里做“突击队”工作。一户人家超生,他们去罚款,没罚到,就把人一家赶到牲畜圈里,动手拆房,把人家牛拉走卖了……“可你知道嘛!当年超生的那个娃娃,前几年都大学毕业了,去年考上了大学生村官,现在就管着我们村呢……”

“那娃是个好娃啊!也不记仇,来我们家很多次了,劝我们搬到上面去住,最近又搞扶贫建房。年初时,我生病,他又来了,专门送我去医院。你说,当年,如果我早点发现他妈妈怀了超生娃,肯定拉去做人流。那现在还哪来这么个好娃娃啊。我心里过不去啊,连村委会,都没脸去呐!”

(应受访者要求,文中均为化名)

以下评论由数字时代编辑收集自新浪微博:

@战争史研究WHS:【“我们拆人家房子时……看着一家人抱着小婴儿住到牲畜圈里,和牛、羊、马挤到一起。”刘山成了昆明市计划生育先进个人】【刘山有腰伤,这腰伤是他最后一次去拆超生户的房子时被人砸伤的。他当年是计生突击队长,没少拆乡亲的房】——老恶棍的凄凉晚年[good]本日正能量,棒棒哒!

@顾扯淡:不要求反抗至少可以选择不干吧,这个工作在当时也是体制内肥差,只有求着进去没有逼着进来的,另外他不干肯定也有其他人干确实没错,但谁干了大家不待见谁也没错啊。//@老李飞刀叨叨刀:每个决策都有历史时段的限制,他不过是个执行者,不是决策者。有错也不至于不应该承担所有的错,历史是发展的,辩证的,不能用明朝的剑斩清朝的官,我们所经历的,就应该吸取教训,有错就改,没有人是完美无瑕的。现在说各种狠话的人,请问你们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几个人敢于发声,冒天下之大不韪?

@顾扯淡:回复@老李飞刀叨叨刀:你仔细看文章 他们可没有觉得自己当年错了 到现在的想法都是因为是领导叫我干的 所以我没办法我没错 你们有本事骂领导 这种思路有啥好可怜的?同样是日本老兵,我们对主动说「当年这些事情是我不对」和现在还说「这是战争没办法,我只是执行命令」的观感能一样吗?

@张洪涛AIE-X:当年扒房牵牛,强制人流,现在活鸡巴该,祝晚上噩梦不断,眼前全是死去婴孩的脸。

@Xiao1u:和生存没关系,不干这个也饿不死,这就是活该

@喵-小-乐:看到这个突然安心了,今日你的冷漠你吃的人血馒头,往日定会有所回报

@小望-好无聊好想玩狼人杀:心疼一秒钟,请计生办把这些年罚的钱全吐出来补贴二胎家庭

@本田的车迷:[doge]差计划生育的?活该!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,活该!

@小猫京京-3-:给流氓做走狗的下场,活该。曾经强制别人堕胎结扎、不服就打砸抢烧时多么风光啊。年轻时仗着无理的政策撑腰杀人放火,余生就去给自己造的孽还债吧。

Source: 弃如敝履:村里的计生员老了 委屈中度余生(组图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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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his entry was posted on Thursday, December 28th, 2017 at 5:06 pm and is filed under 收藏. You can follow any responses to this entry through the RSS 2.0 feed. You can skip to the end and leave a response. Pinging is currently not allowed.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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